上周六，溫州蒼南縣城管圍毆一拍照路人，結果又被群眾圍毆。這件事值得推敲處在于，參與的城管眾多，最后被群眾圍毆的都是沒穿制服的——所謂“臨時工”。為何就“臨時工”沒跑脫呢？
　　
　　“臨時工”沒跑脫，或因其打人更兇
　　
　　按照常理，穿制服者目標更大，更不容易脫困
　　
　　本次暴力事件的詳情還有待公布，但不管是官方通報，還是媒體的采訪都顯示，事發時是由一些穿制服的城管（有編制的城管？）帶著一些不穿制服的城管（官方所稱的“臨時工”）一起執法。
　　
　　在他們執法過程中，一位路過的群眾黃某拿出手機拍攝，引發城管圍毆黃某。現場視頻顯示，黃某被打倒在地后，動彈不得，嘴角和地上有血。隨后，圍觀群眾逐漸開始圍困打人城管。
　　
　　然而本次事件中，穿制服的全跑脫了，被截下的是“臨時工”
　　
　　據目擊者介紹，黃某被打倒在地昏迷之后，穿著制服的城管隊員跑掉了，沒穿制服的打人者則被群眾圍堵。現場視頻也顯示，一邊是黃某躺在地上，另一邊是群眾圍困住幾位沒穿制服城管乘坐的中巴車，此時現場已沒有穿制服的城管。
　　
　　在圍觀者的群情激憤中，現場形勢惡化，圍觀者開始打砸車輛和車內的城管，造成車內五名城管受傷，兩人傷情危重。
　　
　　合理解釋：臨時工是打人主力，所以成了更大目標
　　
　　從現場視頻和照片中看，躲在車中的城管猶如待宰羔羊般弱勢，但據多名目擊者介紹，不久前在車外時這些城管還霸道得很。有人看見“十幾名城管圍毆黃某，有穿制服有不穿的”；有人看見“5個人圍住黃某，其中2人穿著城管制服，另外3人穿便衣”；也有人看見“三名穿著便服的城管人員正在對一名男子進行拳打腳踢”。總之，目擊者的描述共同指向幾位“便衣城管”是打人主力。
　　
　　另據當地群眾介紹，這些“便衣城管”早就劣跡斑斑——“這些都是城管隊外聘的臨時工，都是外地人，平時就挺囂張，老百姓早就看他們不爽了”，一位當地群眾告訴記者；而當地一所學校的陳姓老師也說，“蒼南本地不少人對城管‘臨時工’非常反感。當地計生、拆違等工作經常由雇來的‘外地人’執行”。
　　
　　所謂“臨時工”，本就是用來為野蠻執法遮羞
　　
　　“動手都是臨時工負責”
　　
　　城管“臨時工”成為打人主力，已經是普遍現象。去年發生的“撫順城管當街打人”、“延安城管打人踩頭”、“贛州城管酒后毆打市民”、“宜賓城管無故毆打女市民”……，都是“臨時工”干的。陜西的一位辭職城管協管員張洪（化名）在去年接受記者采訪時，一語道破天機——“動手都是臨時工負責”。
　　
　　張洪還稱，“我們私下說自己是搬運工”。“搬運工”這個字眼有點熟悉，本次蒼南事件發生后，蒼南縣城管局法制科何科長和蒼南縣靈溪鎮鎮長吳招鵬都指出，5名被圍困毆打人員是協助“搬運”、“搬離”物品的。也有媒體采訪后在報道中直接稱“受傷城管為搬運工”。
　　
　　但所謂“搬運”顯然是個修飾詞，說白了就是“動手”。延安南山大隊一名城管協管透露，“執法行動中執法隊員指揮‘臨時工’去堵商販的車，自己卻跟在后面，并不介入”。北京市一名城管協管也描述了類似的執法過程：整治游商時城管對協管說“你們先上去，別動手。這回別讓他們再跑了”，不讓動手又不讓跑，這咋整？最后還是動手了。
　　
　　據多地的城管介紹，目前城管執法已經形成了“有編制的城管負責指揮和開罰單、沒編制的‘臨時工’負責動手”的模式，“巡查基本上都是兩三個正式城管帶五六個協管員。正式城管屬于帶隊領導，怎么可能讓領導動手搬東西？”。
　　
　　“野蠻執法權”層層轉包，最后落在“臨時工”手里
　　
　　說到城管部門為什么雇傭“臨時工”，通常給出的理由是“經費緊張”、“人手緊張”之類。但是鄭州市二七區一位城管人員透露，他們是與物業公司聯合執法，這樣做“表面上看是為了解決執法人手緊張的問題，但另一方面，利用物業人員參與執法，一旦出了問題，相關職能部門也容易推脫責任。某種程度上說，后者才是這一模式比較流行的重要原因。”
　　
　　北京市一位城管隊長也指出，北京對城管執法要求很嚴，“三個嚴禁”、“四個不準”，城管不準強行暫扣物品，不準追趕行進中的車輛等；但城管必須開展工作。雙重壓力下，既要避免執法中與他人沖突，又要把該干的工作完成。所以協管就派上用場了，“大家看到的協管搶小販的車，收占道經營的攤位，這些都是城管指揮的。”
　　
　　實際上正如我們在《帶著“獠牙”的城管難獲同情》中所指出的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官員對城市面貌的要求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，使得長官意志的落實必須依靠野蠻執法。而野蠻執法這樣的“臟活”，畢竟警察、工商等干起來不體面，于是有了城管。
　　
　　現在看來，隨著近年城管成為眾矢之的，城管部門也需要遮羞了，于是“臟活”又經歷了一次“轉包”，由有編制的城管“轉包”給了沒編制的“臨時工”。
　　
　　對“臨時工”的選拔考核標準，也體現了這種“轉包”意圖
　　
　　蒼南多位當地群眾都提到這些“臨時工”是“外地人”。為何城管部門要雇傭外地人參與執法？恐怕就是看重外地人“動手”更方便。
　　
　　在選拔考核“臨時工”時著眼“動手”能力，也是城管部門的普遍做法。據北京某區城管指揮中心的協管薛立介紹，他們是按身高定工資，而且有很多激勵協管“往前沖”的“道道”：有時隊長會找個別隊員談話，“就是說誰誰誰，你最近不積極”，隊長說的“不積極”，暗指他們遇事不往前沖，“不積極，就只能在隊里窩著盯監控，沒有外勤補助了。”
　　
　　正因為他們想遮羞，所以才見不得拍照者
　　
　　“擋鏡頭的就是壞人”
　　
　　專欄作家曾穎三歲的女兒經常看電視新聞，有一天她看電視新聞時蹦出一句話——“擋鏡頭的就是壞人！”。曾穎評價道：凡害怕報道，引起公眾關注而采用各種方法阻止記者采訪報道的，基本是輸理的一方。
　　
　　在今天這樣的時代，拿起手機拍向執法過程的，就是公民記者。而那些見了鏡頭就惱羞成怒者，無疑是因為理虧，否則正如網友所言，“你文明執法還害怕老百姓拍照呀？”
　　
　　其實蒼南這些城管去搶奪路人手機、毆打拍照者這樣的“擋鏡頭”已經是第二次。第一次“擋鏡頭”，就是用“臨時工”頂包執法。
　　
　　結語：這些城管“臨時工”沖在前面，結果承擔了以暴易暴的代價。而他們背后的始作俑者，又該承擔什么責任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