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逢奧運會國人攬金奪銀，“東亞病夫”這一詞匯，也必然被國內(nèi)媒體攪得風生水起，2008年尤甚，什么“從東亞病夫到奧運強國”、“北京奧運會永遠終結‘東亞病夫’誣蔑之語”一類的標題俯拾皆是。本次倫敦奧運會，中國軍團戰(zhàn)績赫赫，類似的報道自然也不少。
　　
　　這實在是個誤解——西方人用“SickMan”(病夫)來形容政治改革嚴重停滯的晚清政府；國人則奇怪地將其解讀成西方世界對中國人的的某種“身體歧視”。
　　
　　東亞病夫：國人自己想象出來的民族恥辱
　　
　　晚清西方媒體將中國稱作“病夫”，自始至終絲毫沒有鄙視中國人身體素質(zhì)的意思，而只是對中國政情——國力衰敗、改革死氣沉沉的一種描述。將“病夫”與國人身體素質(zhì)牽扯到一起的，其實是中國人自己。
　　
　　西方人稱中國“病夫”，是針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滯后而言的
　　
　　“東亞病夫”及類似詞匯最早何時在西方出現(xiàn)并被國人所知，史料浩如煙海，可能很難窮盡得出一個答案。但官方意見，一般認為這個詞匯出現(xiàn)在1896年。如上海市體育局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中就說：
　　
　　“（1896年）九月十一日（10月17日）租界英文報紙轉(zhuǎn)載了英國倫敦《學校歲報》專論，稱‘夫中國——東方之病夫也’。此后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‘東亞病夫’。”
　　
　　所謂的“租界英文報紙”，是指上海的《字林西報》；“夫中國——東方之病夫也”這句話，則出自當時由梁啟超主筆、風靡一時的改革派報紙《時務報》的中文譯稿，該譯稿名為《中國實情》。細心的讀者其實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這段文字存在概念偷換的嫌疑，“中國是東亞病夫”被替換成了“中國人是東亞病夫”。細讀原文，能更清晰地看出這種概念偷換——《中國實情》其實是一篇針砭當日清政府改革失敗的政治評論文章，文章開篇即用“病夫”形容中國，感嘆清政府“麻木不仁久矣”。文章只此一處使用了“病夫”一詞。其主要內(nèi)容，則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統(tǒng)腐敗、官場風氣惡劣，導致軍事政治改革全盤失敗。但作者似乎并未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完全絕望，在文章的末尾如此期許：“總之，北京執(zhí)政之臣，若果以除舊弊、布新猷為急務，勢雖汲汲，猶未晚也！”
　　
　　總而言之，這份被視作西方世界鄙視國人為“東亞病夫”的文章，其實并沒有只言片語涉及到“國人”——也就是中國的老百姓；全文通篇都是在針對“中國”這個國家而發(fā)議論；更沒有半個字提及中國老百姓的身體素質(zhì)問題，而始終在談中國的政治改革事務；即便是在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改革建議里，也絲毫沒有提及與國民體質(zhì)改造有關的任何計劃。換句話說：在這位外國作者眼里，因為中國無法啟動政治改革，無法從傳統(tǒng)帝國蛻變?yōu)榻�代國家，所以在甲午之�?zhàn)中連日本都敵不過，是“東方之病夫”。這個邏輯，與國人的身體素質(zhì)，沒有半毛錢關系。
　　
　　“病夫”是近代西方用來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國家的慣用詞
　　
　　雖然很難確切地找出西方世界將中國稱作“病夫”的最早記載，但“病夫”一詞，即“SickMan”，早在1896年之前，就已經(jīng)是西方世界用來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國家的慣用詞了。最早被形容為“SickMan”的國家，是土耳其。19實際中期，土耳其帝國國力衰敗，屢被西方國家欺凌而無法振興，故被其強鄰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譏笑為“SickManofEurope”。此后，“SickMan”這一形容詞，在西方世界廣為流傳。如1860年，美國國會議員Cox曾用“SickMan”形容過墨西哥；1896年《字林西報》的另一篇文章，則把中國、土耳其、波斯和摩洛哥統(tǒng)稱為天下四大“SickMan”。
　　
　　其實，直到今天，“SickMan”一詞在西方世界仍然非常流行，類似的新聞標題比比皆是：“Germany:TheSickManofEurope?”（1997）；“TheSickManofAsia”（2002）；“Nigeria’sSickManDemocracy”（2008）……[詳細]所有這些用法，無一例是針對國民的身體素質(zhì)而言的。
　　
　　許多西方人士將中國稱作“病夫”其實沒有任何惡意
　　
　　如前所言，西方世界將中國稱作“病夫”(SickMan)，與中國人的身體素質(zhì)沒有半毛錢關系，而僅僅是就晚清中國的國力衰弱、政治改革乏力而言。那么，這種描述有沒有惡意嘲諷的意味在其中呢？
　　
　　至少從《時務報》翻譯的《中國實情》一文中絲毫看不出這種嘲諷的存在。該文作者雖然遍數(shù)中國官場的種種腐敗，但同時也向中國提出了許多改進的建議，文末也期望并鼓勵中國加速改革，雖然亡羊補牢，“猶未晚也”。另一篇同樣刊于1896年的《萬國公報》上的文章《探本窮源論》，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（GibertReid），也說“中國之情形，譬如一大病人”；文章將中國比喻成病人，作者則自居為醫(yī)師，替中國開了不少藥方——文章分別以“論弊病之情形”、“論弊病之源流”、“論除弊病之外感”、“論除弊病之根”等為主題，系統(tǒng)講述了作者對改革清政府的吏治、財政、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意見。文末，作者說道：若中國“翻然醒悟”，力圖改革，則“中國幸甚，天下幸甚”。
　　
　　如此可見，晚清西方世界將中國稱作“病夫”，非但與國人的身體素質(zhì)毫無關系；而且連所謂的“譏諷”、“嘲笑”的意味，也同樣是不存在的。
　　
　　中國知識分子也認為中國是“病夫”，亟需政治改革
　　
　　此一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，尤其是改良派知識分子，對西方世界將中國稱作“病夫”，因為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其中的建設性批評的善意，所以并無絲毫反感之意；而且還將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著述之中。最典型者，莫過于嚴復和梁啟超。
　　
　　嚴復是晚清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。在其名作《原強》中說：“一國之事，同于人身”，所以，“今之中國，非猶是病夫也耶！”嚴氏將中國比喻成“病夫”，認為改革若不從根本（鼓民力、開民智、新民德）上著手，那么，變法圖強的結果，只能讓這個“病夫”死得更快。在闡述具體的改革問題時，雖然嚴氏也提到了鴉片和纏足，認為二者損害了國人的身體健康，但卻并沒有使用“病夫”這個詞來描述國人的體質(zhì)狀況。通觀整篇文章，“病夫”這個比喻只屬于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。
　　
　　梁啟超是晚清最重要的改良派喉舌。在他1897年發(fā)表的文章《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》中，梁氏表達了和嚴復類似的意見：他也將中國比喻成“病夫”——“若今日之中國，則病夫也”；同時也不贊成不從根本上（興學校、改官制等）著手改革、而單兵突進模仿西方“練兵”來強國的模式，認為這種模式不是給“病夫”治病的辦法，而是在模仿身強體健的壯士的行為，其結果，非但不能治愈“病夫”，反會加速其死亡——“亡天下者，必此言”。1898年，梁氏在另一篇文章《俄土戰(zhàn)紀敘》里，同樣明確地將中國和土耳其并稱為“病夫”，而且將二者的“病”說得非常明白：
　　
　　“西歐人恒言曰：‘東方有病夫之國二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’。土耳其所以削弱，其故有二。一曰：內(nèi)治不修，綱紀廢弛，官吏貪瀆，魚肉其民，因循成法，莫肯少更，束縛馳驟，激成民變；二曰：外交不慎，妄自尊大，不守公法，屢起教案，授人口實，取怨各國，合而謀之。嗚呼，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，何相類也！”
　　
　　從這段描述里，可以看出梁氏的“病夫”言論，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輿論的影響；而且和西方輿論對“病夫”的定義完全一致：中國之所以成為“病夫”，是因為其內(nèi)政、外交都出現(xiàn)了嚴重的問題。至于老百姓的身體素質(zhì)問題，文章中絲毫沒有提及。從梁氏如此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“病夫”說，也可以看出，當日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是了解西方“病夫”說的真正內(nèi)涵的，并沒有受辱、反感和抵觸情緒。
　　
　　是國人自己將“東亞病夫”和國人身體素質(zhì)聯(lián)系到一起的
　　
　　但到了1903年前后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，突然人為強行扭曲了西方的“中國病夫論”的內(nèi)涵。在該年發(fā)表的《新民說》里，梁啟超第一次用“病夫”來形容所有的中國人——“群國之人，奄奄如病夫”：
　　
　　“中（國）人不講衛(wèi)生，婚期太早，以是傳種，種已孱弱；及其就傅之后，終日伏案，閉置一室，絕無運動，耗目力而昏眊，未黃曷而駘背；且復習為嬌惰，絕無自營自活之風，衣食舉動，一切需人；以文弱為美稱，以羸怯為嬌貴，翩翩年少，弱不禁風，名曰丈夫，弱于少女；弱冠而后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，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，鬼躁鬼幽，躂步欹跌，血不華色，面有死容，病體奄奄，氣息才屬：合四萬萬人，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，嗚呼！其人皆為病夫，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！”
　　
　　梁啟超當然不是第一個指出中國百姓體質(zhì)虛弱之人。但就現(xiàn)有資料來看，他極有可能是第一個將西方世界的“病夫論”與中國百姓的身體素質(zhì)聯(lián)系到一起的人；而且是第一個將中國成為“病國”，完全歸因為國人都是“病夫”的人。
　　
　　梁氏的這種轉(zhuǎn)變，與他深受當時極為流行的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的毒害有很大的關系。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鼓吹種族的優(yōu)勝劣汰，其發(fā)展的極致，就是后來的納粹主義。受此理論毒害，梁氏一改從前“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救中國”的觀點，轉(zhuǎn)而提倡“國人種族進化才能救中國”；相應的，“病夫”這個詞，也從之前專指無力改革振興的國家，轉(zhuǎn)而指向了身體孱弱的國民——梁氏受“社會達爾主義”的毒害有多深，只要看他1904年發(fā)表的《新大陸游記》就可以知道了。在這本小書里，西方人種的一切都是好的，東方人種的一切都是劣的；如果中國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體質(zhì)，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，那么，就會被徹底優(yōu)勝劣汰掉。
　　
　　在晚清輿論界，論影響力，幾乎沒有人能夠與梁啟超相比。故《新民說》一發(fā)表，就迅速流傳開來。用“病夫”來形容國人體質(zhì)虛弱，也成為輿論界的一種時髦。陳天華1903年寫作《警世鐘》，就說：“外洋人不罵（中國人）為東方病夫，就罵為野蠻賤種”；1905年，小說《孽海花》出版，其作者即公開署名“東亞病夫”（本名曾樸）；《孽海花》風行一時，是當時頂尖的暢銷書，“東亞病夫”一詞也迅速流傳開來。
　　
　　晚清鴉片吸食者。“洋人用鴉片毒害國人身體”和“洋人嘲諷國人是東亞病夫”，近當代歷史教科書中一直視二者為因果關系。但該邏輯忽略了近代以來中國境內(nèi)絕大多數(shù)鴉片其實是自產(chǎn)而非進口。
　　
　　自民國以來，國人始終誤認為“東亞病夫”是西方對國人體質(zhì)的侮辱
　　
　　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，不但求助于社會達爾文主義，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義。為此不但創(chuàng)造出了“中華民族”的概念，而且還創(chuàng)造出了“炎黃子孫”這一“同宗同種”的意象。隨著民族主義的日漸高漲，被刻意闡釋成了西方對國人體質(zhì)的侮辱的“東亞病夫”，也終于“普及”到了每個國民的內(nèi)心深處，使每個國民在面對這四個字時，無不深深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侮辱和傷害。
　　
　　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《中國體育史》的序言中，如此說道：“我國右文左武，相沿千載，積弱既形，遂稱東方病夫之國。喧騰寰區(qū)，恥孰甚焉！近十年來，國民迷夢漸覺，始省重文之習，不足為治，于是結社設會，研究體育。”
　　
　　此時，國人已經(jīng)毫不懷疑，“東方病夫”、“東亞病夫”這類名稱，一定是西方世界對國人體質(zhì)的侮辱和嘲諷。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說《近代俠義英雄傳》里，即如此描寫一位俄國大力士的“口出狂言”：
　　
　　“鄙人（指俄國大力士）在國內(nèi)的時候，曾聽得人說，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，全國的人，都和病夫一般，沒有注重體育的。鄙人當時不甚相信，嗣游歷歐美各國，所聞大抵如此。及到了中國，細察社會的情形，乃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，確非虛假。”
　　
　　到1940年代，蔣介石在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一批青年干部訓話時，也如此說道：“現(xiàn)在一般暴力侵略者，所以敢于藐視我們中國，侵侮我們中國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看不起我們中國人的體格，更比不上他們。而我們一般同胞的體格，普遍的衰弱，實是民族最恥辱的表現(xiàn)！從今以后，我們要積極自強，要不為人家所輕視，壽險就要注重體育，提倡體育，……如此，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后，我們民族的體格，就可逐漸恢復健強，一洗東方病夫的恥辱！”1987年，鄧小平也曾說：“中國從鴉片戰(zhàn)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，中國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‘東亞病夫’。”
　　
　　至此，無論是江湖之遠，還是廟堂之高，對“東方病夫”、“東亞病夫”的理解已經(jīng)達成了高度的一致，即：這是傲慢的西方世界長期以來一直掛在嘴邊的對中國人體質(zhì)的一種尖酸的嘲諷，是所有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不容忘卻的恥辱，洗刷這一恥辱，是所有中國人的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。
　　
　　編輯注：本文資料，全部引自楊瑞松《想像民族恥辱：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“東亞病夫”》
　　
　　結語
　　
　　1、西方世界確曾以“SickMan”(病夫)來描述中國，但其描述，僅限于中國政府的國力衰退和政治改革失敗，而非國人的體質(zhì)問題；相反，是國人自己，將“東亞病夫”與國民體質(zhì)問題糾纏到了一起，換句話說，這是一種國人自我想象出來的“民族恥辱”。
　　
　　2、奧運能終結國人“東亞病夫”這一自我想象出來的恥辱嗎？無論是按“SickMan”(病夫)的本意（政治改革），還是按國人的自我想象（國民體質(zhì)問題），答案恐怕都不容樂觀——前者，奧運“舉國體制”本身就是一種亟待改革的落后制度；后者，作為金牌大國的我們，國民的身體素質(zhì)，歐美且不論，其實連日韓都比不上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“東亞病夫”的帽子，恐怕沒那么容易摘掉。